太甚，将贻笑于国人，见轻于各国等语。臣虽设词慰藉，而俄之君臣，怀憾难消，此其难四也。
    自筹兵筹饷，叠见邸钞，而俄之上下，亦惴惴焉。时有戒心，遣兵船以备战，增戍卒以防边。臣抵俄时，彼已势成骑虎，若仍在俄议事，则前次之举动为无名，故欲遣使晋京议约，以归功于海部，无怪一言不合，俄使即以去留相要。维时留之，则挟要必多；不留，则猜嫌滋甚，更恐留而仍去。适示怯而见轻，此其难五也。
    俄皇始命布策向臣询明中国意向，予限一月。满限之时，经臣援引总理衙门照会驻京署使凯阳德展限三月之意，复请外部婉奏俄皇，乃许添展两月，与臣议事。我皇上因俄事日逼，意在转圜，一切情形，许臣由电径达总理衙门代奏请旨，已属破格施恩。而事势无常，日期甚促，有时于立谈之顷，须定从违，臣于未经请旨之条，即不敢许之过骤。然既奉转圜之旨，又不得执之过艰，良皆自沪至京，无电线以资迅速，故虽由电请旨，非旬日所能往还。敌廷之询问益多，专对之机权愈滞。
    此其难六也。
    犹幸我朝与俄罗斯通好二百余年，素无纤芥之嫌，未肇边疆之患。俄国自攻克土耳其后，财殚力竭，雅不欲再启衅端，加以圣明俯纳臣言，解放崇厚，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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