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五合五勺，抄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所有官田都是租给农民耕种的，赋税都需人民承担，因此税负奇重。洪武以后，官田数量极大地超过了民田，民田生产的粮食只占115，官田是民田的十四倍，我朝当时全年的田赋收入约三千万石，其中浙江一省大概要征收二百七十五万石，约占全国的110；而苏州一府七县竟高达二百八十一万石，超过了浙江六十六县的税额之和。苏州共垦田刘万陆仟零五十六顷，占全国垦田总数的1。1，而缴纳的税粮却占全国的9。5，由此可见苏州人民的负担之重，不逃亡就会被困死，然后在我洪武一朝，苏州赋税极重，且尚能按时上交税收，到建文帝即位后曾下诏： 国家有惟正之役，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期今悉与减免，亩毋踰一斗。 但其享国日短，成祖践位后改革措施俱废。我永乐帝北征蒙古、南荡安南，遣郑和通使域外，疏浚运河、营建北京，国家军政耗费的增大，使得江南赋税极大，拖欠还不大，如今才过洪熙一朝而已，赋税累积如此之大，这其中固有百姓逃亡，但在奴才看来，多半是豪强猾吏舞文弄墨以奸求利，才造成了如此局面“
    王振见朱瞻基没反对，想起前些时候听夏元吉说过，苏州赋税年年亏欠，除了百姓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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