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庄田，又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充禄。后来，由于“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诸功臣不加禁戢”，因此于洪武二十五年“给公侯岁禄，归赐田于官”。但是中叶以后，不仅恢复了赐田制度，而且越演越烈，“或赐或请不可胜计”。勋贵们受赐的“公田”，载在“金册”，并不报官入籍，享有免除税粮和差役的特权。
    虽说经过洪武一朝的法律宣扬，法律条文上也有明确的规定，赐田以外的田土一般称为自置私产，应与“齐民一体当差”，但由于贵族的权势，法律很难执行。勋贵“私田”“不肯与民一体当差”的弊病，这种弊端在洪武一朝就有发现，为了避免这种弊端，朱元璋在洪武初年的大明令禁止投献：“凡民间赋税，自有常额，诸人不得于诸王、驸马、功勋、大臣及各衙门妄献田土、山场、窑冶，遗害于民。违者治罪”。
    洪武五年戒敕功臣铁榜也严禁“功臣之家受诸人田土，及朦胧投献物业”，规定“凡公侯之家，除赐定仪仗户及佃田人户，已有名额报籍在官，敢有私托门下，影蔽差徭者斩”。
    此后，又在大明律重申：“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若功臣初犯免罪附过，再犯住支俸给一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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