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的被剥夺，给他们造成了无尽的苦难，没了土地，他们可以不必向朝廷里徼纳税粮；但被投献之后，却要向新的所有者缴纳苛重的籽粒、地租，并且由自耕农降为庄佃、佃户或奴仆。若说税收倒也罢了，无论是有田还是没田，总要上交，可服役就比较麻烦了他们必须一身二役，要同时对朝廷和纳献者承担各种服役，可谓苦不堪言，其实不仅如此，部分百姓、庶民为了逃避重役而“自动”投献的那部分农民来说，虽然摆脱了朝廷差役，但替代的是对贵族官豪的封建义务和更强的人身依附，其艰难处境同样不会得到什么改善，而这样一来，对于那些没有投献的百姓来说，天下赋税这么多，而纳税的人却是变少，如此一来，负担急剧加重，这也是到明中期后，一直困扰大明的一个重大问题，因赋税和差徭是朝廷赖以存在的两大经济支柱。但是由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国家控制的土地和民户锐减，以至形成“邑无王民”，“皆乡官之户”的严重局面。这种局面从后期的弘治就被许多有忧国之士指出，比如弘治年间，太常少卿李东阳疏称：“臣窃见甸畿等处奸民恶党竞指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藩王世家辄行陈乞，每有赐予，动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发掘坟墓夫天地之物，固各有主，生齿既众，地岂有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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