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保山城南有诸葛营”(又称汉营)、“诸葛堰”(俗称“大海子”)，其实前者极可能便是吕凯当年保境安民的驻军重地；后者则肯定是吕凯为发展生产“帅厉吏民”修筑的水利灌溉工程。再如有文献说，武侯“深入不毛”，曾“命人教打牛以代刀料”，传播先进的耕作技术，这些善举，保山人至今念念不忘，但究其实，亦当为吕氏所为。新近考古成果表明，“土地沃腴”、“宜五谷蚕桑”的永昌故地到了蜀汉时期，社会经济十分繁荣——汉庄乡汪官营发现的建于蜀汉延熙十六年及其前后的蜀汉古墓群出土的大量陶制冥器：如陶牛、陶狗、陶鸡、陶鸭、陶仓、陶灶等，从一个侧面生动展示了当时保山的社会生活风情：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人们衣食足给，安居乐业。
    这无疑折射着以吕凯为代表的良吏贤臣注重民生、造福一方的政绩，同时也为吕凯的“恩威并著”于乡里作了个最为直观的注脚。吕凯当了首任云南郡太守后不久，被治下叛乱者所害。由于吕氏深孚民望，其“子孙世为永昌太守”
    晋初。吕凯之子吕祥曾“献光珠五百斤”，官署南夷(晋置行政大区，辖域大体相当东汉时的永昌郡)校尉，并归本郡主政，“持节统兵镇南中“。
    吕祥之子则于晋元康末年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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