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
    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从功利的观点出发，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针对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现象，他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 。他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说“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
    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明朝的儒家好生指责了一番，这番言论立即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被当做警示名言，人人背诵，人人传唱，以不读四书五经为荣，以焚烧儒家书籍为乐趣，人人奋勇抵抗明军，一时让当地大明官儿大为头疼，若说这些到也罢了，偏生他毫不避讳，也不知从哪儿弄了那么一篇自辩的言论，什么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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