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杨贵妃后，随行军士声言要离开。唐玄宗以彩绫赏赐士兵，并亲自说服动员，公开承认自家老糊涂，用人失误，致有今日，“朕甚愧之”。
    有历代明君的榜样，对于罪己诏，皇帝并不反感，甚至还有几分侥幸，如汉武帝、曹操、唐太宗一纸罪己诏，后世那个不说他们是明君，加上罪己”言论也属“诏”的范畴，但与布告天下的“罪己诏”，却有很大的不同：前者随时都可发，范围小，不受重视；后者通常都是到了万不得己时，才“诏”的。
    这个“不得己”主要是指帝王的生命、皇位、国难之时，像宋朝徽宗赵佶，，他们的“罪己诏”都是面对亡国之难时才做出的。这里说的“罪己诏”指的是末了时的“罪己诏”，不包括重大失误后的“罪己诏”。重大失误后，反对的呼声太强烈，下不了台的帝王，颁布一道“罪己诏”，就能得到原谅，平息众怒，重获“和谐”。这种作用不言而喻了，只要文章做得好，自会煽动起与民同甘苦之情，人民就会相信皇帝是为他们着想的，从而更加顺从皇上的意志。诚如是，效仿的帝王就多了，眼下的局面，虽与他看来，并没到达需要下达罪己诏的地步，但既有这个效果，下个罪己诏倒也不是不可接受的事情，想到这里，点了点头道：“人非圣贤，孰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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