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征收的则就更多了，比如“肃宗即位，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蜀汉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谓之率贷。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一千者有税。”这就相当于对每个商人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财产税了”。这比明朝的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在“度支使杜佑计诸道用军，月费一百余万贯，京师帑廪不支数月；卢杞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敕既下，京兆少尹韦祯督责颇峻，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榜，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这样对商人的名为借取实为掠夺，在明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再宋一朝商业上税收了，“北宋时，两税尚占56，但至南宋，已降至204和153。与此同时，商税急遽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包括商税在内的非农业税，也就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北宋皇祐治平年间，商税比重不过40左右，及南宋绍兴乾道之交，仅茶盐榷货一项即占49，连同经制钱总制钱，非农业税达79强。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坑冶榷货已达56强，加上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非农业税更达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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