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守其业。”在这份敕书中相当明确地阐明，商与士农工一样，是重要的社会构成之一，虽各有不同的社会职能，但同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要民食足，教化兴，必须发挥商业的应有作用。并对“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商或流于游惰”的现状感到深深地忧虑，要户部官员急加整顿。
    他在“御制到任须知”中还说：“民有常产则有常心，士农工商各居一业，自不为非。”商业在社会安定方面也有一定的功效。可以说，tai祖虽重农抑商，打击的只不过是富商和地主。他并不想创造一个均贫富的新世界，但他拒绝在自己的国家里出现大幅度的贫富分化，因为那将意味着大量的小农失去家园，失去厌恶社会波动的特性，而转变为对社会波动具有狂热追求的流民，曾经作过很长时间流民的朱元璋，对此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这才有了对商人的种种限制，但并非赶尽杀绝，经过这么多年淡化，昔日的那股风气早已变得不是那么回事，要不然这天下商家那来那么多啊。
    杨士奇这时也道：“洪武爷虽对商贾有所甄别，但比起前朝我朝还算轻的，秦代，把商人与罪犯同列，看作一类人：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明郡、南海，以谪遣戍。”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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