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馀，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馀，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馀，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馀，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馀，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馀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馀。苏州一府七县(时未立太仓州)，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馀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馀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赋税之重可想而知了，若光中稻谷，就算我朝在如何降低赋税怕也难以承受？“
    这么一说，杨峥登时回过味儿来，事实上他先前已进入了一个误区，以为“苏常熟，天下足“。便误认为苏州就因是出粮食的地方，田地上就该种的是粮食，比例一定比较大，但事实上无论是魏晋南北朝，还是隋唐、宋元，苏州都不是靠农业兴盛，更多的是靠着商业在维持其千年来的繁荣。
    从唐朝中晚期至五代、宋朝，我国南方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到南宋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终于完成”。从此，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成为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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