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设有“为人作辞牒”的律条：“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为人代写诉状要负担诬告反坐的刑事责任。而宋朝法律则直接规定代人诉讼为犯罪，景德二年诏规定：各类人物告讼与己无关的事就要处以决杖、“枷项令众”十日。经常为人告讼、情节严重的，要上报皇帝，决杖后配军籍。
    除了直接替人诉讼外，向人传授诉讼的知识更被视为大罪，南宋绍兴十三年（敕规定：凡是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者，处杖一百。并允许告发。再犯者，不得因大赦减免刑罚，一律要“邻州编管”。从学者，各处杖八十。南宋有一本收录司法官员判词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书中专设“哗徒”、“把持”等门类，收集了不少惩治讼师的书判。大明延续前朝的规矩，专设“教唆词讼”条：凡教唆词讼、或者为别人写作词状时有增减情罪情况的，就要作为诬告罪处理。接受委托人财产酬谢的，计赃以受财枉法罪从重论处，处罚甚是严重，洪武时，讼师倒也安分守己，随着天下承平日久，早些年的约束，早已被人忘记，所以越来越多的讼师为报酬，教人“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委托人想打赢官司他就有办法让他赢，想让人罪名成立他也有办法使人身败名裂。弄得苏州“是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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