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言官也跟着附和了一番，也写了几篇反对的文章，除了御史王琳的反对文章还有些力度，其余着实上不了台面。不知是不是有人有意为之，《大明士林报》上也当日下午重新勘定了王琳的文章：“况钟异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责以訏谟远猷，调元熙载，岂情也哉！皇帝每自言谨守圣贤义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丧，子曰：‘予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王子请数月之丧，孟子曰：‘虽加一日愈于已。’圣贤之训何如也？在律，虽编氓小吏，匿丧有禁；惟武人得墨衰从事，非所以处辅弼也。即云起复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遽起视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微臣恳请陛下维护祖宗法度，切莫开此等风气？”
    两篇有力度的文章一经刊登，立即将杨峥、况钟、苏州置于风口浪尖上，眼看任由这股风气继续下去，不免引起了众官同仇敌忾，而就在当日黄昏，《大明士林报》再次出炉新篇章，早就按耐不住的翰林院算是发出了声音，状元郎曾鹤龄不愧是状元郎，当即一篇为老师杨峥辩护，文章曰：“身之存亡，系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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