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说，任何一点纠纷出现后，军官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在未弄清楚华工问题之前，便开枪弹压。
    格雷指出，许多军官因为不了解华工，便对他们严加防范，经常诉诸严厉措施，并限制华工自由。他在该函的最后写道，华工如管理得当，工作会十分出色，但英国的管理方法亟需改进。
    其实，管理方法是与管理态度密切相联的。英国之所以采取粗暴严厉的管理措施来对付华工，是因为在他们心里，华工只不过是低人一等的苦力。在战时来到法国资助华工的蒋廷黻，对英国人的态度便有深刻观察，他后来写道：“在我看来，华工在法国管理下比较满足。除管理方法差异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军官对华工的态度。法国人对华工较少种族歧视，态度也较民主，对华工感受比较关切。”
    英国人则相反，他们“总是刻意维护其军官及白人的尊严及优越感”。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肯尼迪曾写道，美国对一战的贡献是经济上而非军事上的。美国参战并未在军事上立即产生影响，但美国的加入马上帮助协约国免于因战事而“有破产之虞”。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同样指出，华夏输送近15万华工到法国及最终宣战，也许对协约国在军事上没有直接的贡献，但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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