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但只要坦白，还是可以从宽处理的。你们听明白吗？”　　我们保持着沉默。　　杨公安员抓起匣枪，用枪管激烈地敲着桌子，嘴巴仍然没有脱离喇叭筒子，喇叭筒子依然面对着窗户上的大d，吼叫着：“上官鲁氏，你听明白了没有？”　　母亲沉稳地说：“冤枉。”　　我们一齐说：“冤枉。”　　杨公安员说：“冤枉？我们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把他们全部吊起来。”　　我们挣扎着，哭嚎着，除了拖延了一些时间之外，但最终结果还是被反剪着路膊，高高地吊在司马库家粗大牢固的松木屋梁亡。母亲吊在最南端。然后是上官来弟，然后是司马粮，然后是我。我后边是沙枣花。这群职业民兵，都是些捆人吊人的行家里手。他们预先已在房梁上安装了五个定滑轮，所以拉起来毫不费力。我感到手腕刺痛尚可忍受，肩关节的钝痛确实难挨。我们都必然地脑袋前倾，脖子伸长到最大限度，双腿无法不伸直，脚背无法不绷直，脚尖无法不垂直向地。我无法不哀鸣。司马粮没有哀鸣。上官来弟在呻吟。沙枣花无声无息。母亲肥胖的身体把那根新麻绳子坠得像钢丝一样紧，汗水最多最早地从她身上涌出，她的杂乱的头发里蒸发着雪白的雾气。鲁胜利和上官玉女抱着母亲的腿摇撼着。民兵像拎小j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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