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小人国的领地。”
    萨宾娜给以反驳，她说打击、悲剧以及戏剧性事件不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内在的价
    值，不值得尊敬和羡慕。真正值得羡慕的是弗兰茨的工作以及他能平静安宁地献身于此。
    弗兰茨摇摇头：“一个社会富裕了，人们就不必双手劳作，可以投身精神活动。我们有
    越来越多的大学和越来越多的学生。学生们要拿学位，就得写—写学位论文。既然论文能写
    天下万物，论文题目便是无限。那些写满宇的稿纸车载斗量，堆在比墓地更可悲的档案库
    里。即使在万灵节，也没有人去光顾他们。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
    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这就是贵国的一本禁书比我们大学中滔滔万卷宏论意义大得
    无比的原因。”
    从这种精神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弗兰茨对革命的软弱性。他最开始同情古巴，然后同情
    中国，被这些国家的残酷吓坏了后，只得叹口气，沉入文字的海洋，沉入没有分量亦远离生
    活的词句。他成了日内瓦的一名教授（那里没有示威游行），在一连串的克制中（无女人亦无
    游行的孤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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