榈树背后，一座看似五六十年代的八层苏联老公寓楼的建筑，到处装着铁护栏。整个楼除了透着厚重的历史感之外，从中透出一种森严恐怖令人窒息的气氛。
    贵红说完，然后笑盈盈地快步走了；将我一个人留在原地。我仰天看了一眼，只见几只大雁从秋风中飞过，然后落入远方的天际——我不知道它们会飞去哪里——就像我一样，心下十足感慨。
    我只好回到疗养屋里，带着母亲沿着水泥甬道走到楼下，——只见柱子上挂着一个白色牌匾，上面黑色楷体写着“红城市精神障碍康复中心”几个大字。
    这时候，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有病患也有家属，还有护士和医生，穿着各色服饰，像凋落的花瓣一样洒满了楼层，消失在不同的狭小空间里。我小心翼翼的避让着这里的人，领着母亲缓步到了六楼。按着楼层指示找到咨询室，只见楼道里已经有二十余位病患和家属在等候专家的到来。
    贵红不久便上来了；此时，她已经换上白衣大褂，穿着平底白鞋，步履轻快地开门走进咨询六室；等候的众人立刻像潮水一样围拢上去。旁边一个挂着实习生的女护士在门口喊道，“大家不要拥挤在门口，按预约先后叫到名字的才进去。——今天早上有三位专家坐诊，官主任这边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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