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朝廷为何宁肯生灵涂炭，损伤百万，也要顽固地拒绝俺答的通贡请求呢？
    实事求是讲，根源主要在世宗嘉靖皇帝身上。
    首先，作为藩王之子得位的皇帝，嘉靖没有经过完整的帝王教育。对于蒙古人，他有着与寻常百姓一般的，根深蒂固的仇视思想。时常在其谕旨中，看到‘丑虏’、‘虏氛甚恶’、‘黠虏节年寇边，罪逆深重’、‘求贡诡言’等等偏激话语。从中不难体察到这种思想在作祟。
    其次，嘉靖朝当时前后两任首辅，前者夏言比嘉靖还强硬，最后因为复套掉了脑袋，自不消说。后者严嵩，性格倒是软弱，却是个纯粹的官僚，他把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当成了政治斗争的资本。看到嘉靖仇视蒙人，自然不敢支持通贡。
    再者，朝廷内外弥漫的大汉族主义情绪，也将允许通贡与宋代的以和议误国相提并论，尤其是夏言、杨继盛等名声卓著的清官，是这种思想的坚决支持者，使政府上下形成了强烈的反对舆论，遂无人敢有异议。
    但边关文武大臣，朝中有识之士，大都是支持通贡的。其实等徐阶当首辅的时候，他便意识到通贡的好处，但徐阁老深知舆情汹汹，爱惜羽翼，绝不肯改变国策。这也是他与高拱等人龃龉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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