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尧舜”，谁就要照着“尧舜”的标准去做，至于标准是谁定的，自然还是文官和读书人。
    而且，钱太后也许还抱有“最后疯狂”的心态。她左右是快交班了，也就不用管后事如何，先做下了再说。再差她也是供奉在深宫的皇太后，谁又能动她半分？
    揣摩完钱太后的心态，李佑又重新阅览了一遍邸报，细看“司礼监”和“勋贵”这两条消息，发现措辞语气大有不同。
    重设司礼监，用的是确定姓语气，不容置疑的既成事实式语气；而抬举勋贵入廷议，则是酝酿未定的语气。
    想了想，这两者比较起来，难度果然是有区别的。司礼监的名声在文官心中虽然比勋贵更恶劣，但重设司礼监却相对要简单的多。
    大小太监都是皇家家奴，内监衙门的设置调配都是皇家自己的事，司礼监再特殊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对自家的家奴，皇帝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从理论上与外朝没有关系。纵观大明历史，皇帝整治内监比整治文官要简单轻松的多，往往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全看舍得舍不得。
    慈圣皇太后觉得亲批奏本太累，想在宫廷中重设司礼监作为助手，以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这就像平常人家聘个写文书的西席先生一样，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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