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仆”、福建、两广的“疍民”等。
    而明代沿袭自元代的匠户制度，也是属于一种特殊的贱籍。特别是军匠，身份比一般民户地位低，且要世代承袭，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而且还有规定，轮班匠的劳动是无偿的，要受工官坐头的管制盘剥，工匠便往往以粗制滥造或浪费原料，乃至隐冒、逃亡等手段进行反抗。
    后来，明朝政府不得不制定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以银代役法。改征匠班银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并不曾真正解除手工工匠所受的封建劳役的束缚，因为匠班银就是基于匠户所具有的封建劳役义务的身份关系交纳的，并且这一劳役剥削方式的改变，也仅限于轮班工匠，住坐工匠仍照旧供役。工匠为服役，常常要借钱物绢帛，甚至典卖子女，甚为悲惨。
    虽然南明末世，这种匠户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但朱永兴从法律上加以豁除，真正承认匠户属于四民之列，依旧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依然能令匠户欢欣鼓舞，如获新生。
    或许在别人看来，改善匠户们的待遇水平，可以使他们焕发劳动热情，对于提高军工产品的质量有很大的帮助。但从朱永兴的角度看来，现存的匠户制度不仅使工匠们劳动热情丧失，伪劣产品增多，更严重的是阻碍了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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