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七章 天下新布局
上奏的罪名于不顾,傅宏烈虽有清官,倒也有可贵之处。
从清顺治四年之后,在甘陕的战争已告结束,社会已趋安定,到了傅宏烈任庆阳知府时,已历时十五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战争的创伤本应该平复,农业生产和人丁繁衍应该恢复;当时农村安插的降丁,在长达十多年的农业实践中,也应该变成了真正的农民。但在傅宏烈的奏疏中,以庆阳为缩影的甘陕之地因何却是如此惨景,那就只能从清政府本身去找了。
傅宏烈在奏疏中也提到了其中的根由,那就是清政府重赋暴敛,纳了过头税。地里出产仅有三分银,你却要征收五分多银,这不是重赋暴敛、过头税又是什么? 民不堪重负而外逃,不如此,何以为生? 虽然表面上清廷从政策上给予了照顾,但因故未将撂荒的土地报足,荒地未除,多征的白银便加在了活户身上,后又加征练饷,更使百姓雪上加霜。
奏疏中还提到了“活户包纳”这个弊政。活户就是户里还有活人,还在原地居住;死户就是户里无人了,不是死亡了,便是逃走了。死户里无人,但赋税总数未减,这就要活户包纳承担。这样活户的税更重,逼得他们难以活命,“以致活户亦逃,熟地亦荒”,“此逃累彼,残民渐至无民,残土渐成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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