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防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武汉失守之后，日本华北派遣军开始集中全力对我晋察冀根据地的二十五路围攻作战，鉴于当年的严峻形势，晋察冀军区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以商讨应对之策。李国韬所部安国独立团暂时归晋察冀军区直接领导，因此李国韬也有幸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晋察冀军区聂司令员在会议上对武汉会战的得失，做了一次总结性的发现，他说：“武汉会战中中国广大官兵总体上是英勇顽强的，曾大量杀伤日军，并给日军以重大打击。但由于最高决策者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阵亡将士人数，军事委员会统计为254628人，加上负伤超过40万），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中国幅员广大，日军可以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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