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钧早有心里准备，皇帝对于流匪之恨，还在建虏之上。尤其是这些年来，内忧外患，朝廷上下最终还是统一了战略思想，那就是先内而外，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先平定流匪再战建虏，坚决不与流匪议和谈判。
    从某些方面来说，刘钧其实很佩服明朝人的那种固执。虽然如崇祯、杨嗣昌甚至是袁崇焕等这些真正了解天下局势的人，心里更倾向于先暂时跟清兵议和，以为缓兵之计。好让朝廷抽出手来先平定中原流匪的内乱。然后上下齐心再来对付建虏。
    可惜的是，大明真正弄的明白形势的人不多，大多数都是些只会空谈的大臣，尤其是那些科道言官。都是些年轻的进士，年轻气盛。偏偏所处的职位又正是进谏监察风闻弹劾，说他们年轻气盛也好，说他们不懂形势也罢。说他们不知谋略也好，反正有这些人盯着。谁敢谈议和，谁就是懦弱，谁就是卖国。他们不管什么战略什么战术之类的。
    你目的再好，可手段若用的不对。那也不行。
    正是因为这些人，使得大明一直被动的跟后金正面刚了多年，结果偏偏军队又不行。又加上总是那些不知兵的文臣统兵，更加要命。关外就如一道巨大的伤口，明朝不但不知道要早点包扎伤口，反而隔三差五的要捅这伤口几下，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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