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业，平民出饷养兵，全不过问战事，对经济建设是有益无损的。若实行府兵制，则举国皆兵，实至今日乃有此需要。
    可兵若真能御敌，平民原不需全体当兵。所以说，募兵之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其相当的价值。
    大宋立法有其深意，只不过所行不能副其所期，利未形而害已见罢了。
    而刚刚说到番戍的问题，兵力的逐渐**，番戍之制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不便于指挥统驭。
    而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习地形，又和当地的人民没有联络，三年番代一次，道途之费却等于三年一次出征，劳财何其之巨？
    更重要的是，每逢水旱偏灾，又多以招兵为救荒之策，于是兵数递增。
    宋开国之时，不满20万；太祖末年，已增至37万；太宗末年，增至66万；真宗末年，增至91万。
    仁宗时，西夏兵起，增至125万。后虽稍减，仍有116万。
    欧阳修说：“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远至吴、楚，莫不尽取以归京师。安然无事，而赋敛之重，至于不可复加。”
    养兵如此多，即使能战，也存在危机，何况并不能战，对辽对夏，都是隐忍受辱。
    好吧，说远了，只说对盐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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