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商被没完没了的捐纳报效逼得倾家荡产。在这样的体制下，商人自己都把商业当成了末业，通过商业的所得都想换成田产固定下来。传给子孙。根本不会工商之事上不断投入。产业革命什么的。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而朱济世现在是将工商当成根本来发展的，他自己就是大商人，按照后世的说法还是跨国财团大老板，对这个时代世界各国工商业的发展情况非常了解——仅仅是一次产业革命并没有让中国全面落后！只要能够采取保护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想要追赶上去不过是十年之内的事情！可是保护和鼓励工商业发展不等于可以不向工商业要钱，要不然前明覆灭的教训，又要在朱济世开创的“后明”上演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从工商业的口袋里面往外挖钱了！
    “眼下广东各县都是有商会的。王上如果想多收商税，又不想用酷吏惹民怨，不如就将商税摊派给各县商会，再由商会自行设法筹措，各县官府不可再征商税。”
    潘仕成淡淡地将自己的大胆设想说了出来，原来他的办法类似于欧洲早期的“包税商”制度，就是让朝廷将准备征收的商税直接摊派到广东各地的商会头上，由他们自己想办法去收，不必透过办事效率低下又贪婪成性的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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