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的政治家，有些事情只要张溪开了一个头，往深了想，很容易就能想到更多。
    比如中书令诸葛亮，在看完奏章，听完刘巴和张溪的讲述后，立刻意识到，这种制度对中书省做出决策，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以往，工部就是提交一份工作报告，表示：中书令呐，哪里哪里的水利设施该修了，哪里到哪里的路损坏严重，也该休整了。
    每到这个时候，诸葛亮只能通过报告中描述的情况来自己计算工程量，然后找来户部尚书刘巴，询问户部还有多少钱粮，要预留出多少钱粮来保证这些工程进行。
    所有的事情，都得靠自己身在成都的中书令来预估，一点参考物都没有。
    可一旦有了预算报告，需要用到多少物料，工程进度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动用多少人力物力，都必须写清楚，这样诸葛亮起码能有个直观的概念，对他做出决策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尚书令法正也非常支持这个预算制度。
    中书省下了决断，自己这个尚书令要负责执行啥都不知道执行个屁啊。
    你要修路，修多久，要怎么协调各部，粮草供应多少，是否需要兵部和户部的协助，这些都不知道，只能一边修一边花钱，最后这个钱花到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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