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才是宋徽宗。宋徽宗作为皇帝，拥有最终拍板的大权，搁在后世，他就是毫无争议的第一责任人。但是在这个极度尊重知识分子的大宋时代，以赵佶的自我认知，他能说得过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神级宰相？他能辩得赢从小就领悟砸缸奥义的大智慧超人？
    很显然，宋徽宗的智力是不够看的，他注定要被大学士们洗脑。
    须知这大宋对大学士的娇惯纵容，那是出了名的过分。说难听点，皇室给知识分子的面子，太大了些，知识分子们，集体跋扈了。包拯是喷过皇帝一脸唾沫的，寇准是可以把皇帝啰嗦到想溜走，却被硬揿在椅子里不许溜走，乖乖地听讲。
    皇帝在大学士的跟前，根本就是小学生。
    这改革过激，导致机构臃肿的责任，不该皇帝来负，智慧大学士们要负全责。机构臃肿、贪污腐化，社会福利搞得太好太超前，导致国家不得不一再想些损招来增加财税收入，以填补日益扩大得财政支出缺口。
    过重的税负，才是国家崩盘的真正杀手。
    西城所的疯狂兼并，虽说是宋江之乱的导火索，但西城所事件折射出来的本质却是：想尽办法创收创税。
    西城所这模式，如果不是所托非人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成功的。完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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