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冬天是很难熬的。棉花尚未普及，人们的衣物并不防寒，薄薄的布料盖上十几层，有时也依然觉得单薄。
    每一年，京城内外都会冻死不少人。
    为了避免我的未婚夫也成为那些“不少人”中的一员，我经常会半夜起来，在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中，悄悄地探手摸摸他的脉搏，测测他的体温，确定他还有呼吸。
    他总是还有呼吸。
    我的未婚夫对于活着这件事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执着，我有时候都怀疑他热衷的并不是活着这件事本身，而是某种别的东西。
    投映在这别的东西上的情绪，如果一定要给它一个名字的话，可能叫作不甘。
    或者说，是愤怒。
    那冰冷的愤怒被很好地掩藏在俊雅的外表之下，不论是谁，见过他优雅的举止、不凡的谈吐，都难以想象这个人还会有另一幅面孔。
    十六岁那年，我的未婚夫病情恶化。先前明明有所好转，却忽然急转直下。
    我记得那是一个大白天，差不多正好是午膳的时间，京城里最好的大夫来给他看病。那是一位特别好心肠的大夫，每次都要写下详细的医嘱，将油纸包好的药材交给我，叮嘱我务必注意他的病情，好好照顾他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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