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机会给大家上思想教育课，那时候严全奎成天想稿子想得发际线都往后面退了一个指节那么宽。
    好在去年开始就放宽松了不少，严全奎轻松了，社员们也轻松了。
    毕竟早上也就算了，中午下午收工回来一个个都要累死了，还必须要站在那里听队长说至少半个小时的哇啦哇啦不明所以的话。
    这至少半个小时也不是严全奎喜欢说，而是人家公社给的硬xing规定，哪个生产小队的不及格，只要有人举、报了，那可是要被撸了队长职务的。
    严琅跟着严胡兰一路去了晒场，路上遇见不少社员，看见严琅一个个都笑着开他玩笑，大概就是好几没见咋突然要来晒场了，还有问严琅是不是准备下地挣工分的。
    严琅也是个没脸没皮的，跟谁都能笑着说几句，被问到下地的事还直说自己身体不好，一下地就要头晕。
    这瞎话谁信啊？不过这么十多年了大家也都习惯了，笑话一句也没啥恶意，就像是见面问一句“吃饭了吗吃了啥？”之类的，纯粹就是看见严琅他们只能想到这点话题。
    刚开始张大梅严卫国严胡兰甚至大伯母他们还生气来着，严琅让他们别生气，原谅别人语言的匮乏也是一种大度，惹得一大家人笑得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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