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文强注理学。”
    他在一篇二十五块的明清经学博士论文里看到胡应麟论《左传》的一句“直书其事，臧否自形”，忽然就被这句话戳到了心里。后来他自己作春秋题时也不自觉地带上了这种态度，就按经中语义解释，避免先预设自己的立场，再挑着经籍中的强行证明自己的理念。
    这么贵的论文，写出来的东西能有错吗？！
    本来后人解读前人文字就是做理解，你不多看史料，用不同史料相验证，还要强行让前人按你的三观和思路写史书，那注出来的能是人家的本意么。这不就跟某年高考，强行分析作者家的窗帘为什么是蓝的一样吗？
    他跟众人讲了讲不以经学为义理作注、而要考据经文本义的想法，又怕自己还是个童生，人微言轻，就借朱熹的评论作代言：“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
    一名治《春秋》的刘廪生问道：“这倒偏向汉朝经学之说，莫非是令先师桓公所授？”
    那倒不是，桓先生教他《春秋》时也是依胡传教他。他主要是从前世带来了实事求是精神，觉得实征考据更可信，不能像别人一样深信索隐派研究出来的理论。
    宋时轻轻摇头，感叹道：“我这几年读多了朱子文章，略有所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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