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职顺序来排的：方提学虽是七品御史，却位卑权重，在京三品大员也要在他面前折腰的，自然无人敢排在他面前；之后便是曾任五品吏部郎中，却早早抛下实权清贵之职，回乡作了一位讲学名士的张郎中；在湖州知府任上告老致仕的王大人；最后才是见任六品通判的桓凌。
    张郎中自己开书院授课，讲学经验丰富，并不讲理学，而是讲跟考试有关的基础理论——立国百四十年来，《大学》《中庸》题都出得差不多了，考题最可能出自《论语》《孟子》，而《论语》又是记录孔子言行之书，更可能出题，他便摘了一段“八佾”来讲。
    而王知府是做了多年亲民官的，以实务为先，讲的是朱子传人陈淳的《北溪字义》。
    陈淳讲“力行为主，致知副之”，较之朱子的说法更合他的心意。不过之前方提学讲了“知行相须”，他不能再接着讲知行，便讲了《北溪字义》中的“敬”。
    朱子讲“居敬穷理”，他便从这个“敬”字讲起，给台下众生讲如何持敬修心：无事时心平气静，不神游外物，有事时则心中只装这一件事，不要被第二件、第三件动摇。
    虽然跟考试无关，也不是教材主编朱子本人的思想，宋时还是很认真地听了——这个持敬工夫对拖延症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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