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先后共得九百两，并将这些钱作为自己的活动经费，或是用来低价采购西洋人所需要的商品在高价卖出。
    由于从明朝末年至清朝前期，负责同非中国朝贡国的欧洲国家交往的“通事”是明清时期中外经济交流的特殊群体，因此，清政府从封建经济、政治角度出发，强行将其纳入到自己的对外贸易制管理体制中。
    清朝通过“公行制度”，对“通事”的人员构成、职责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让其负责向来华的洋人传递政府法令，并赋予相应管理外商的功能。如此一来，清朝便能避免像明朝后期那样開放“海禁”却收不到钱。
    这些“通事”凭借自己语言上的优势，最先感受到来自西方的文化以及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并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充当了一种媒介的作用，但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去趋利避害，而不是传播东西方文化。
    同时，清政府也从政治上出发，为了避免出现明朝时期的“倭患”、“海贼”和“番鬼”作乱，并在维护自己统治之际垄断外贸以获取高额利润，于是采取各种手段极力将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范围缩小到最低程度。
    受限于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通事”除了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偷税漏税和哄骗甚至讹诈外国人的钱财，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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