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大臣们的肯定，若无它和后来的玉米，则古代中国的人口就不可能从几千万猛然跃升为乾隆年间的两亿多。虽说东方古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全靠后来清朝打下的底子，而玉米、红薯则功莫大焉！
    《几何原本》不用多说，《辨学章疏》指出传统伦理缺少一种可靠的内在道德动机。归根结底，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古代君子很重视自我评价，并且不欺暗室，但唐宋以后的儒者却认为“善发乎人性”。
    这对普通人来说，确实是太难了！如果善是对自己的义务，似乎做了件坏事，得罪的只是自己；如果善是对别人的义务，放弃这种义务的理由又太多了。这就是“宋明理学”最后把儒家思想弄成“钻牛角尖”了。
    徐光启虽然是明朝末期人，但在后来的清朝社会仍有一定的名声，虽然不小，但远远不能与他的贡献相副。比如，谈实学的如刘献廷等，才看重徐光启，至于普通的读书人，大多数没读过他一字一句，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原因很多，其中一件让人回避，那就是主导舆论的“东林党后学”竟对徐光启并不感兴趣。
    明代晚期，“东林党”和“北党”激烈厮杀，争夺朝廷控制权，都想主宰明朝的官僚体系。“东林起”于吴中（江苏无锡），其主要成员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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