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之道：“不是错的，先是写了二十四两，后来检出一张二十五两的票子来，说是就把这个给了他罢，所以又把那‘四’字改做‘五’字。”我道：“藩台也只送得这点，怪不得大哥送一百两，说不能写在知启上了，写了上去，岂不是要压倒藩台了么？”继之道：“不是这等说，这也没有甚么压倒不压倒，看各人的交情罢了。其实我同陈仲眉并没有大不了的交情，不过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但是写了上去，叫别人见了，以为我举动阔绰，这风声传了出去，那一班打抽丰的来个不了，岂不受累么？说也好笑，去年我忽然接了上海寄来的一包东西，打开看时，却是两方青田石的图书，刻上了我的名号。一张白折扇面，一面画的是没神没彩的两笔花卉，一面是写上几个怪字，都是写的我的上款。最奇怪的是称我做‘夫子大人’。还有一封信，那信上说了许多景仰感激的话，信末是写着‘门生张超顿首’六个字。我实在是莫名其妙，我从哪里得着这么一个门生，连我也不知道，只好不理他。不多几天，他又来了一封信，仍然是一片思慕感激的话，我也不曾在意。后来又来了一封信，诉说读书困苦，我才悟到他是要打把势的，封了八元银寄给他，顺便也写个信问他为甚这等称呼。谁知他这回却连回信也没有了，你道奇怪不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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