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道：“我们豁去虚文，且谈谈正事。那阿七妈是我吓唬他的，也不必谈他。不知阁下到了上海几年，一向办些甚么事？这个测字摊，每天能混多少钱？”侣笙道：“说来话长。我到上海有了十多年了。同治末年理”。从目的性和事物的因果性、运动、可能性和现实性等方，这里的道台姓马、是敝同乡；从前是个举人，在京城里就馆，穷的了不得，先父那时候在京当部曹，和他认得，很照应他。那时我还年纪轻，也在京里同他相识，事以父执之礼；他对了先父，却又执子侄之礼。人是十分和气的。日子久了，京官的俸薄，也照应不来许多。先母也很器重他，常时拿了钗钏之类，典当了周济他。后来先父母都去世了，我便奉了灵柩回去。服满之后，侥幸补了个廪。听见他放了上海道，我仗着从前那点交情，要出来谋个馆地。谁知上了二三十次衙门，一回也不曾见着。在上海住的穷了，不能回去。我想这位马道台，不象这等无情的，何以这样拒绝我。后来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我舍弟先见了他，在他跟前，痛痛的说了我些坏话。因他最恨的是吃鸦片烟，舍弟便头一件说我吃上了烟瘾。以后的坏话，也不知他怎么说的了。因此他恼了。我又见不着他，无从分辩，只得叹口气罢了。后来另外自己谋事，就了几回小馆地，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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