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刘向、刘秀（歆）父子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校订《山海经》之人。他们看到过的《山海经》是“凡三十二篇”，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是经他们校订删编而定的十八篇。对于《山海经》，应最有发言权的。何况为此皇帝上表，是“臣秀昧死谨上”，岂敢胡言乱语？
    今日事实证明，《山海经》确实“其事质明信”。现举几例，真让人称奇：
    其一，在闻名于世的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发掘中，考古人员在一个祭器坑中发现许多保存完好的象牙，而今日成都平原又不是野象栖息地；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玉器，而成都平原并不出产玉石。翻开《山海经》便可找到答案。《山海经·中次九经》指出：“岷山……其兽多犀象，多夔牛”；“岷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白珉即是白色的硅质类岩石。这就指明了三星堆遗址中象牙和玉石器的来源。而三星堆出土的人首鸟身青铜像，也与《山海经·中次八经》中的山神形象相合。
    其二，清末民初曾任清朝政府和尼国政府驻外使节的欧阳庚先生之子欧阳可亮，耋年曾跟随其父在中南美洲生活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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