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拘束，藉此遂得解放。病发时固不上学，即值愈时亦多旷课。其后病不常发，而余之不上学，已习惯而成自然（惟塾中讲书时，每往听讲，类乎旁听之性质）。有以“赖学”、“逃学”相嘲者，不遑顾矣。
    当此废学之时，而仍与书卷相亲，则以吾父之教，获益甚大。吾父为余讲书最多，作非正式之教授。教材甚广，盖自经、史、子、集（所谓“正经书”）以至之类（所谓“闲书”），不拘一格，随时选讲。讲者娓娓不倦，听者易于领会，教法注重启发读书之兴味，不责其背诵（于“正经书”，有时亦令将所讲者熟读成诵，然不为定例），以视塾中读书，有苦乐之不同。关于“闲书”，曾为讲《三国志演义》，自首至尾，完其全部（开首十数回讲过后，即令余自讲，吾父听之，酌加指导），以其为文言而杂白话，得此基础，可为他书之助也。《聊斋志异》，亦在选讲之列。又尝为讲《西厢记》，则惠明下书一段也。此外如《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封神演义》、《隋唐演义》、《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等，均自阅之（《红楼梦》，吾父有手批之本，而其时余不喜阅，此书固非稚年所能感觉兴味者也）。
    当此之时，科举未废，所谓“书香人家”多不愿子弟看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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