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不批、不讲”。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一段辉煌的时光，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万历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其实也是被言官骂成这样子的。
    敢于骂皇上，直接骂，毫不留情地骂，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是个五毒俱全、一无是处的皇帝。在我们看来，这不是进谏，简直就是人身攻击、诽谤侵害名誉。但万历皇帝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
    从那以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背了革职的处分，后来者，什么处分都没有。万历皇帝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干脆任由他们骂来骂去，最后的结果是明亡于万历成了定论，这种风气到了崇祯的时候，更为明显。
    崇祯时，大明已经是到了亡国的地步，言官并没有发挥他们本该有的作用，相反，他们趋媚权贵，各自为政，如兵科给事中曾应遴最显反覆小人之态。曾应遴本为杨嗣昌私人，借其力升任言官，但杨嗣昌一死，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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