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之，居然疏请剖棺戮尸，“摇尾生前反唇死后”，以怨报德。杨嗣昌死后，他又相继趋附薛国观、周延儒，周延儒得势时，曾应遴逢人就说：“我一生不负周老先生”，然而，朝廷一有风吹草动，“迨延儒奉旨看议，则又从注籍中仓皇送单，读其议，凛然霜钺矣”，其卑鄙反覆一至于此，士大夫刚正、凛然的气节荡然无存，末世景象尽显。一些有识之士也洞察到这一点，感叹崇祯末“士气卑坏至此，亦亡国之兆。再如，崇祯十四年，洪承畴孤军困守松山，形势危急，而清军也因补给断绝，有后顾之忧，就向明朝发出议和。
    可以说，这在当时是给大明一个喘气的机会，而崇祯皇帝经过权衡，也有议和的心思，当下授权兵部尚书陈新甲与后金说和，此举说白了是无奈之举，同时也不失为缓兵之计，此计谋一出，崇祯皇帝就担心和谈之事外廷知晓后会阻挠反对，再三叮嘱秘密进行。可是和谈还是因偶尔疏忽而泄密了，言官们一听骇愕不已，一些注重夷夏之辨的言官不顾兵部的艰难处境，纷纷反对。兵科给事中方士亮上疏追究陈新甲的责任，认为他“主和辱国”；给事中廖国遴等四人浑水摸鱼，也极力倡言杀陈新甲，表面上是以《春秋》大义反对议和，实则是出于索贿的目的。陈新甲家人赶紧活动，这四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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