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徒罔利，有名无实，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耗财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则亦必索之于穷困之民以自耗国家之元气乎。前项催督御史事完之后宜即令回京，此后不必再差为地方之病，其屯监各差都御史应否取回别用，但责成于该管抚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勒下该部从长计议，具奏定夺以后上下唯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众庆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也，伏乞圣裁。“
    老太监一口气念完，便气喘不已，但黎利却一言不发，脑海里仍旧回荡着这篇算得上忠君爱国的文章，文章引用尚书里那句为人熟知的“民为邦本，本周邦宁”，提出了“固邦本”的政治目标。且多次表述“致理之道，惟在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察吏治”一类的观点，可以说，这些话儿，都是处于底层的小民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他们的疾苦只能被动地由官员们察知，即使贪官污吏们的压榨超过极限也无处申诉，起义是他们表达愤怒的惟一方式，正如这书生在评论眼下起义频仍的原因时所指出的，“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
    这样，就由安民的政治目标推导出“吏治”问题，在书生看来，人君驾驭官员的手段无非是“赏、罚、用、舍”四字，“欲用舍赏罚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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