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情绪态试图安抚自己。
    “我就是组织，我就是国家，镇压一切是可以轻而易举与做到到的。我只在担心另一种情况。我不敢说的情况，”另一个情绪态对自我进行了深究。
    “按现在我能获取的社会资源，我所做行为是最积极的，无可挑剔的，若是打了这一仗，夺取了远超现在资源，继承了远超现在的责任。还能按照现在的标准，维持这种对我自己负责到极限的标准吗？”第三个情绪态将所谓不敢说的情况说了出来。
    “那么能？还是不能呢？”更多的情绪态开始了辩论
    紧接着新的情绪态的思考将思维冲突推向了顶峰：“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的问题。更多的代价更多的重负，是否愿意背负！？这对我来说，说利益不够，利益是足够的，我先在获取的资源远远不够我进行下一步。太多太多的奇观性试验因为条件不足不能进行。过去我是以社会条件为理由，而一旦取得对外部环境的统治权，我就没理由以外部环境不足作为理由了，而是我自己不足。所以这是敢不敢的问题。现在我很怂，又很贪。”（这就像一个孩子学习不好，在家庭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家庭条件问题，但是一旦家庭条件良好，就只能说是自己的问题了。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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