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四百万贯，相当于大宋的财政收入的五成，所以不解决西夏问题，大宋早晚会被宋夏战争的军费拖垮，所以必须制定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西夏问题的战略。”官家和众大臣皆以为然。
    孟鸣又说道：“先期五年内，夺取西夏长城以南的领土。在这里不得不说大宋军队的战力问题，宋军的战力远逊于西夏军的战力，这是不争的事实，最主要的的原因总体来说是“重文轻武”造成的。唐末五代兵变频繁，使我朝的，君臣和士大夫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都认为武将位尊权重，必然会尾大不掉，形成方镇割据之患。因此对将领无端猜疑和百般防范，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通过以文臣主兵，用宦官督察，以“将从中御”等手段来削弱和限制将领的指挥权。却从没思考唐朝藩镇之乱的真正根源。我朝军事最高指挥机构枢密院和各地方军职均由文官出任，结果在重文轻武风气影响下，文人大多未经战阵，缺乏统兵作战的实际能力，让他们领兵作战，其后果不待言而自明。”
    孟鸣接着又说道：“朝廷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建立了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的建立，巧妙地把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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