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命率臣领兵出征，从而实现了“发兵之权”与“握兵之重”的分离。这种体制对于消除中唐以来绵延200多年藩镇割据的局面，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由于过分地集权中央，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弊端。统制过严，机构重叠，造成了前线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和西夏交战的过程中，部队与部队之间权限不明，政出多门，不能相互统筹协调，结果必然是各自为政，必然会被西夏军各个击破，而无法相互援救。
    根据战场敌情瞬息万变，因地因时灵活行事，乃是作战指挥的起码要求。而我朝则不然，实行“将从中御”。远离前线中枢大臣，依据主观臆测，制定作战阵图，使征战将帅像被提线的木偶一样，被钳制和剥夺 了战场上的机动指挥权，使那些名将无法发挥卓越的谋略，只能死守阵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机错失而无能为力。前线军队通讯联络条件极为不畅的情况下，依靠预先制定好的阵图，遥控作战，不许更改，无疑是一件极为荒唐可笑的做法，敌军怎么会按照我方的阵图作战啊，这根本是掩耳盗铃之举嘛，必然会遭到失败。”最新网址：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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