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
    可是，随着外国人来华贸易的迅速增加，从补给品的贸易中就可以获得巨额利润。于是，到了西元19世纪的最初的10年中，海关的官吏与“通事”们开始勾结起来，绕开“买办”，直接向外国船只提供补给品。
    他们通常会索要200银元—300银元一次的服务费。其次，“通事”还同行外商人结合在一起从中渔利。
    在公行制度下，公行商人（官僚买办）垄断着对外贸易，凡是行外商人只有获得行商颁给的执照，才可以同外商进行贸易，而获得执照的前提，是向行商支付一大笔费用。这也是朝廷垄断外贸的重要原因。
    于是，“通事冒用行商名义，申请货物执照，将铺户货物夹带发放。”明目张胆地做起了走私和偷税。
    第三，“通事”绕开行商私并亲自为外国人提供商品。清朝政府规定外国人来华贸易只能同行商（官府买办商）进行交易，他们所需要商品的价格由行商统一来制定。“这说明清朝比明朝在外贸管制上更严格。
    “广州十三行”中著名的行商潘启官就曾说过，他自己无权改变官员所规定得价格，而且其他外国公司已按这个价格签订了合约。正是管理趋于规范化，才使清朝表面上“闭关锁国”，实际上由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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